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指分布地域狭窄或呈间断分布，长期受到自身因素限制和外界因素干扰，呈现种群退化和数量持续减少，种群（Population）及个体（Individual）数量都极少，已经低于稳定存活界限的最小生存种群（MinimumViablePopulation，简称MVP），而随时濒临灭绝的野生植物。稳定存活界限是指保证某一物种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能稳定、健康地生存所需的最小有效种群大小（个体数量），这是一个种群数量的阈值，低于这个阈值，种群会逐渐趋向灭绝。种群数量少、生境狭窄或呈间断分布、人为干扰严重、濒临灭绝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最显著的4个特点。在专著《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实践与探索》及论文“Conserving Plant Species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PSESP）”中进行了较详细的定义与描述。
2008年，国家林业局、云南省林业厅和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全国极小种群植物保护研讨会暨回归自然启动仪式”，从国家层面推进了极小种群植物的拯救。2012年，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印发《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当前，极小种群植物的拯救已成为一项“国家工程”在全国开展。在2013年召开的第五届世界植物园大会上，我国学者孙卫邦研究员与英国皇家植物园的Pritchard教授做了“Towards the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of exceptional species”的学术报告，重点介绍了我国极小种群植物的研究与保护，进一步引起了国际保护生物学领域的关注。随后，“PSESP”不断出现于国内、区域性或国际的重要学术会议上。国家基金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资助的2013年度NSFC-云南联合基金重点项目“极小种群植物高风险灭绝机制及保护有效性研究”（孙卫邦主持），标志了极小种群植物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国家重视。
中国西南地区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同时也是植物受威胁程度（极度濒危、濒危和易危）很高的地区。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又联合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评估报告”，该报告采用IUCN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和标准对34,450种高等植物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有3,767种（约11%）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由此估计，云南受威胁的高等植物至少2000种（占中国的53%以上）；四川、贵州和藏东南地区受威胁的种子植物也分别在1100种、900种和300种以上。就受威胁程度极高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来看，统计发现：当前西南地区列入政府层面急需采取拯救保护行动计划的种类达到143种。其中：国家层面规划的120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中，西南地区有分布或仅分布于西南地区的就有64种（全国总数的53%）；西南地区省（市、自治区）政府规划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79种。
包括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在内的植物资源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目前，约25,000种植物被人类利用，其中被栽培的种类约1,500种。全世界大约有30亿人口使用的医药产品来源于野生植物，产生的经济效益十分巨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80%的中成药和大部分保健品原料来自野生植物。许多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具有药用、食用、保健、材用、工业原料、观赏等经济利用的价值，如：药用价值极高的五叶黄连Coptis quinquesecta（野外不足2000株）和石斛Dendrobium nobile、神经酸含量极高的蒜头果Malania oleifera（野外约3000余株）、淀粉含量很高的西畴青冈Cyclobalanopsis sichourensis（目前仅记载8株）、果仁油脂含量（可直接只作为坚果食用）的茶果樟Cinnamomum chago、珍贵材用树种紫檀Pterocarpus indicus（在云南仅记载50余株）、云南金花茶Camellia facicularis（野外仅记载一个分布点）等；一些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在生物演化史上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活化石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在云南省仅记载1株）、银杉Cathaya argyrophylla、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等，它们对研究松柏纲植物的系统发育、植物区系地理、古地理及第四纪冰期气候等均有重要科学价值。众多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如：野生稻Oryza spp.、箭叶大油芒Spodiopogon sagittifolius、贡山猕猴桃Actinidia pilosula等，蕴藏着丰富的基因资源，它们犹如潜在的“绿色金矿”，将会被人类不断发掘利用。因此，众多具有经济利用、生态环境恢复、科学研究等重要价值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及其基因资源，等待人们去不断地发现、保护、认识、研究和发掘利用。此外，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是延缓物种灭绝，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需要、是保存种质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全面提升野生植物保护能力的需要、是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的需要、也是适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的需要。
